我出生在1925年，从“九一八”到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，日本人来了，在富镇修了炮楼，对周围的村不断进行扫荡。那年我才16岁。我母亲黄奕是村里的妇女干部，我们家经常住着八路军的两个女同志，她们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，我打心眼里佩服她们，发誓要做她们那样的人。为了支援八路军，我和母亲组织妇女做军鞋、织布、纺线，我还负责当联络员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听邻村的情报员说，日本兵要来我村搜查八路军，我得到情报后，马上通知了小雪、小徐和乡亲们，大家转移到村西北的坟场，全村避免了一场劫难。事后小雪说：“没想到你这么小，心这么细，将来一定能做更多的事。”

　　我结婚后，还是住在娘家，为八路军织布、纺线、做军鞋，送情报。后来，两个姐姐走了，至今杳无音信。记得她们走后不久的一天，我和几个妇女正在做军鞋，几个日本兵进了我家，问八路军在哪?我们说不知道。然后一个日本兵又说，是不是给八路做的军鞋？我们说不是，是给自己男人做的。他们就对我们进行殴打，把我家乱砸一通，然后把我们反锁起来，直到我母亲回来我们才被放出来。即使这样，我们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在心里，更恨透了日本兵。(杨秀花 口述 郑瑞英 整理 杨蕊 摄)

　　特别鸣谢：沧州市老促会妇委会 沧州市妇女联合会 沧州市摄影家协会